记者10天零距离观察印度。

    交通混乱、对外资怀戒备心理、生活悠闲，专家分析其创新型私有企业比中国更具国际竞争力

　　中国和印度分居喜马拉雅山两侧，有长达2000余公里边界线。两国人口加在一起差不多2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5。十余年来，两国经济飞速发展，成为“金砖四国”中最耀眼的两块“金砖”，国际上甚至出现了一个全新词汇——CHINDIA，把“China”(中国)和“India”(印度)变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符号。

　　然而，这么重要的两个国家却由于历史原因对彼此缺乏了解。2006年，所有到印度旅游、商务或工作的中国人只有5万人次，仅占同时期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的1.4%。。

　　1月底，因为有采访任务，本报记者历时10天转战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这三个城市无论从位置还是从功能上，都恰似中国的北京、上海和深圳。

　　因为这次采访，本报记者对印度这个中国的神秘邻居也顺便有了一些认识和感受。

　　文、图/ 本报特派印度记者 窦丰昌、廖杰华

　　去印度之前，我们有幸拜访了国内知名印度研究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马加力研究员。听说我们要去印度采访，这位已经去过印度22次的研究员很热情地给我们介绍了情况。他说：“我坐了一辈子的冷板凳，现在突然热了，很不习惯。”

　　58岁的马加力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以南亚主要是印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漫长的岁月里，马加力在这个学术领域几乎是“孤军奋战”。

　　而最近几年，马加力突然感觉自己热了起来，找上门来采访的记者多了起来，去电视台、网站做嘉宾访谈的次数也随之猛增，就在1月23日采访过程中，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又打电话来约当天晚上采访。

　　马加力说，自己的热只是一个表象，背后的实质是“印度热”，中国人越来越关心印度，加上国内专门研究印度的学者不多，让他这样常年身居书斋的学者受到了追捧。

　　一系列数字可以反映出近年来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热”，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提供的数字表明，2007年中印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达到380亿美元左右，中国很可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传统

　　印度富人的财产一般而言都是经过几代人的不间断努力而获得的，少有“一夜暴富”者

　　作为两名第一次从中国到印度的记者，我们在印度最大感受之一就是它的传统和历史。最显眼的就是满大街都可以看到的印度式着装。虽然很多年轻人选择夹克和牛仔裤，但传统服装显然依旧是印度人的主要着装。西装西裤只有在金融机构、酒店前台或其他大公司里才能见到。

　　相对于到处都是崭新建筑、新修马路的中国，印度的城市——无论是作为旧国都的老德里还是作为新首都的新德里，无论是作为金融中心的孟买还是作为高科技代表的班加罗尔，基本上看不到新建筑，很多建筑物有上百年甚至是几百年的历史。

　　1月31日，在孟买半岛最南端的金融一条街里，我们拜访了汇丰银行的高级经理Vikram Gokhale，他介绍说，汇丰银行自1853年就进入了印度。走进其所在的古老的办公大楼，映入我们眼帘的办公家具和设备不是崭新时尚的，反而都略显陈旧和简单，上百名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座位上忙碌着。同样，在印度中央银行(RBI)、印度工业发展银行(IDBI)，我们也发现了差不多同样格调和老旧的楼房和办公设施。

　　唯一的例外是国家证券交易市场(NSE)，作为印度23个证券交易市场之一，它每天的交易规模是最大的，在全世界排名第四，仅次于纽约、纳斯达克和上海。NSE位于孟买北部一个名叫BANGDRA的新区，因为开发时间短，这里的建筑物相对都比较新，办公设施也很有现代感。

　　印度的古老体现在很多方面，再比如其企业形态，大的企业像TATA，已经有130多年历史了，小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家族式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

　　在德里股票交易市场，我们在一所异常破旧的大楼里找到了一个36岁的年轻人，一个只有5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里放着一台电脑，代理着二十几个客户。他的生意就是由他祖上传下来的。

　　公司的名字就是他爷爷的名字，在整栋大楼里，这间公司的号码是003，代表着他们是第三个进入这里办公的家族。如今，那栋楼里有300多家这样家族式的股票交易代理机构。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传承性，作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比较大的国家之一，印度社会中却很少有所谓“仇富”的社会心理现象。就像上面所提到的，印度富人的财产一般而言都是经过几代人的不间断努力而获得的，少有“一夜暴富”者，穷者对富者的财富基本上是认可的。

　　再往深处挖一步，在印度历史上，这种财富积累的过程也很少被政治斗争等外力打断。英国统治印度接近200年期间是这样，印度脱离英国独立也是通过“非暴力不合作”取得的，尼赫鲁时期，政府虽然在各个方面加强了对经济的管制，但这种管制也是有限度的。

　　封闭

　　外国人购买泰姬陵门票的价格是印度人的30多倍，在市场领域给外来资本竖起了高高的门槛

　　传统的另一面就是封闭，在印度，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印度各类机构对外国人所采取的特殊措施。

　　1月27日，星期天，我们到了位于新德里东南方向200公里左右的阿格拉参观泰姬陵，阿格拉曾经是莫卧尔王朝的都城。到了泰姬陵，我们就发现门口排了大约200米长的队，他们都在等候进入泰姬陵参观，其中，绝大部分是印度本地人。原来，泰姬陵对印度人实行特殊的门票价格，一张票只收20卢比，仅相当于4元人民币。要知道泰姬陵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参观一次只需要4元人民币，这在很多国家简直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不过，作为外国人的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张票要20美元，差不多150元人民币，这个价格相当于印度人所付价格的30多倍。

　　另外，在中国城市中常见的大型超市，比如沃尔玛或者家乐福，在印度也没有，买东西都是到小商店。虽然印度早就加入了WTO，但这些外国零售业巨头到现在都没能进入印度市场。

　　印度政府不愿意开放这些市场给外来资本，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担心一旦开放，印度传统的零售业会受到冲击，并进而影响到印度人的就业，因为零售业是印度除农业外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产业，零售业就业人口占印度就业总人口的6%~7%，零售业产值约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0%，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3%左右。

　　由于历史原因，总体说来，印度对中国的开放程度更加低一些，甚至有一些戒备心理，比如2006年，印度人到华经商和旅游的人数达到了50万人次，仅在区区广东一个省，就有3万印度人常住，中国对印度采取了格外开放和一视同仁的态度，但同时期，中国前往印度的人次仅有5万，这中间的差别是10倍。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差，据了解，原因之一就在于印度政府对中国人的申请签证特别是工作签证审查程序格外繁杂，等待时间长，一般要3个月甚至更长，现在中国公司在印度的工程承包合同很多，但往往因为签证问题，影响了合同的履行，使得同样的工程在印度的造价远高于国内。因为同样的原因，中国公司在印度要想拿到订单并不容易，比如华为很早就进入了印度市场，但发展速度并不快，好几单生意都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泡汤了，“煮熟的鸭子飞了”。

　　印度在市场领域给外来资本竖起了高高的门槛，这一点与中国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外资敞开大门，外资在中国一定程度上享有“超国民待遇”，但印度却相反，在印度的外资不要说超国民待遇，就连国民待遇的争取，都需要漫长的等待。2004年，中国利用外资600多亿美元，印度只有50亿美元，相差了12倍之多。